黃海是中國國防的“命門”，釣魚島是破解中國海上困局的題眼。
中國海區按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特徵，可分為黃海、東海、南海三個海區。
黃海歷來是中國國防的“命門”，當然也是中國近代海權的“軟肋”。黃海關乎東海的穩定和臺灣地區的安危。日本近代攫取中國臺灣就是從控制黃海制海權開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在臺灣問題上仍野心不死，而切斷日本南取臺灣的關鍵，還是對黃海的控制。這是從制海權的角度考慮。如果從制陸權的角度考慮，黃海不僅毗鄰中國經濟發達的江蘇和山東兩省，同時也是京、津等重要城市的海上門戶。在此區域發生的任何軍事行動都對中國政治安全有著全域性的嚴重威脅。
歷史經驗表明，黃海動則臺灣動，而臺灣動則中國動，中國動則東亞動。因此，近代以來的遠東均勢格局決定性的轉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戰、1950年的朝鮮戰爭—都是從黃海開始的。對此，日本軍事歷史學者司馬遼太郎看得明白，他說：“誰控制了黃海，誰就主導了在東北亞大陸說話的話語權。”
控制黃海的目的在於從側翼保護臺灣。臺灣是西太平洋海權的關鍵環節。中國實現台海統一後，制海範圍就可直推至臺灣以東的深海區，並對臺灣以北的宮古海峽和南邊的巴士海峽施加影響。如此，中國黃海、東海和南海的海上國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並使中國海南島、臺灣島和遼東半島得以聯動，形成漢代賈誼所說的“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之勢。唯有將黃海、東海和南海視為一體並使之相互呼應，長期拖延的南海主權問題才能順利解決。
兩岸分離使中國在南海實力受限
朝鮮半島位於中國黃海的北翼，而黃海的安危事關東海的穩定乃至中國臺灣的安全，臺灣的安危更是事關中國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如果將中國大陸沿岸和西北太平洋銜接“三海”即黃海、東海、南海看做一個連續的整體，我們就會發現，遼東半島猶如人的肩膀，黃海猶如連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則相當於下臂，海南島相當於手掌；而位於東海的臺灣則是連接和聯動上下臂的肘關節：黃海失，則臺灣不保；臺灣失控，中國在南海則不能持續發力。由此，臺灣就成了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權有效發揮的關鍵環節。
在臺灣南北兩段中，臺灣以北是中國貫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主要矛盾所在，而臺灣北側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則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說，不管是對日本還是對中國而言，控制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就接近控制了臺灣，而控制了臺灣，也就控制了沿中國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權。
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臺灣，就是1872年吞併琉球後的邏輯結果。1895年日本攫取中國臺灣就是當年甲午海戰勝利的直接後果；1951年，美國介入朝鮮內戰，也是從封鎖臺灣海峽開始。
對於今天的中國而言，正是台海兩岸分離才使中國在南海的實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南海方面，中國面臨兩個戰略通道：一是進入太平洋的最近通道巴士海峽；另一個就是進入印度洋必經的麻六甲海峽。麻六甲海峽離中國大陸過於遙遠，其矛盾性質也不同於東海，中國當用團結南海國家的方法，共同維護這一地區的通道安全。
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得道多助
在“三海”中，中國面臨的國際矛盾不同。如果以臺灣為中界，在臺灣以北的黃海和東海需要解決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台海統一，在這方面中國面臨的主要對手是日本。我們知道，臺灣回歸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法西斯同盟國共同建立的“雅爾達和平體系”的重要成果，是目前世界各國反復聲明的“一個中國原則”的法理基礎，也是聯合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拒絕臺灣當局進入聯合國的法理基礎。
日本—與美國和東南亞諸國不同—從1972年至今仍堅持不承認而只是“理解和尊重”中國關於“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這表面上看是挑戰中國，究其實質是在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國建立的“雅爾達和平體系”。
日本是二戰中亞洲唯一與德意法西斯簽訂同盟條約的國家，因此，日本顛覆戰後“雅爾達和平體系”的舉動，引起的不僅是中日之間而且是日本與整個亞太國家和地區的矛盾。和平體系一定是法權體系，遠東的雅爾達法權體系是以鎮壓和剝奪日本法西斯及其權利為前提的，而現在日本要利用“冷戰”與美國綁在一起來顛覆這個前提，在俄羅斯南千島群島、韓國獨島、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等提出所謂“主權”的要求，其結果是日本更加孤立。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問題上，中國索要的只是50年前“雅爾達和平體系”賦予中國，而中國卻沒有事實享用的利益，這樣的要求有理、有利、有節，因而是得道多助和有勝算的。在臺灣問題上，亞洲國家寧可接受一個資源供給豐富且有巨大迴旋餘地的中國，也不願接受資源奇缺和生存空間狹小的日本。
東海問題的解決應優先於南海
在臺灣以南的南海地區的矛盾相對比較單一，這裡並不存在與“雅爾達和平體系”相矛盾的國家。本質上是可調整的同一法權體系內部矛盾。正因此，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並沒有得到東南亞國家的回應。更由於這些國家與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關係和地緣政治上對中國有著相互依存的需求，它們（與日本不同）中的大多數國家始終與美國遏制中國的“冷戰”政策保持相當的距離，其原因，用他們的話說就是“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
有鑑於此，目前美國重返亞太的政策並沒有得到大多數東南亞國家的積極回應，也正因此，美國更希望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發生衝突，讓中國在衝突中為美國“‘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對手那一邊去，只博得對手的喝彩”，將本不願緊跟美國的大多數南海國家推向美國，並使其與日本形成南北戰略互動，使我們解決臺灣問題面臨的形勢更為困難。對此，中國應予以高度警覺。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第一，黃海、東海和南海對中國海權建設而言是一個整體，而不是相互分立的三個海域，台海兩岸的分治是中國“三海”不能形成一體聯動的關鍵環節，因而台海統一是南海和東海所有問題解決的主要矛盾，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回歸則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二，南海和東海問題屬不同性質的矛盾，前者是可調和的“雅爾達和平體系”內部的矛盾，後者是具有根本性且不可調和的“雅爾達和平體系”以外的矛盾，其（日本）力量呈現也比較孤立。第三，東海問題的解決應優先於南海。
釣魚島是中國進入太平洋的關鍵地帶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從東海進入太平洋深海海域最近的島嶼，因而是必須全力維護的關鍵地帶。通過它，中國海上力量可東進深入太平洋深海海域，南折進入巴士海峽的東北口，由此既可對臺灣東海岸實行有力保護，也可從週邊與中國在南海的戰略力量相呼應。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與日本本土相距近千公里，而距中國大陸（溫州市）僅有300餘公里，屬中國須傾其全力保衛的核心利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離日本的盟國美國的本土更遠，不屬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國不會—除非出現像希特勒那樣對蘇聯失去了起碼判斷力的領導人—也不值得在此與中國發生全面衝突。
太平洋戰爭後，沖繩為美國所佔領並成為美軍軍事基地至今。這名義上為遏制中國，其實連日本也明白，它還有監控日本的作用：美國要防止日本鹹魚翻身，尤其要防止日本核報復美國。駐紮在沖繩的力量不足以阻止中國近岸乃至近海的海上力量發揮，卻足以遏制日本南下。對中國而言，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日本與臺灣的“接榫”地帶，日本對釣魚島的企圖本質上是對臺灣的企圖，因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歸屬決定台海統一大業的成敗，也決定中國在西北太平洋海權建設的成敗。由此可見，中國推進“三海一體”建設的關鍵在台海統一，而實現台海統一的關鍵在於實現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回歸。
臺灣是亞太大國博弈的中樞
在鄧小平同志的戰略思想中，臺灣問題是中國海洋安全戰略中的瓶頸因素，是中國打開西太平洋海權困局的破局地帶。他告誡在台海統一問題上“對美國一定要有最壞情況的打算。不要怕中美關係倒退，更不要怕停滯。對在停滯、倒退的情況下如何同美國交往，要認真準備。中美關係中突出的問題是臺灣問題”；台海統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
戰略考慮就是對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考慮。鄧小平同志的考慮是清醒的。東海和南海出了那麼多問題難以解決，究其原因是臺灣問題的牽制。如果中國完成了台海統一，臺灣這個“肘關節”得以“痊癒”，那麼從遼東半島經臺灣島至海南島之間就會連為一體，其間的海上力量就會形成巨大的合力，並對中國東南經濟黃金地帶構成一個寬闊的拱衛海區，在此基礎上，東海和南海的其他問題的解決也就相對容易得多。
鄧小平同志是從“三海一體”的大格局中把握中國面臨的海洋島嶼爭議問題，而且還將解決臺灣問題看做是破解這錯綜交織矛盾的關鍵環節，是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與此相對應，鄧小平在東海、南海島嶼問題上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政策。
臺灣是亞太大國博弈的中樞。通過控制台灣牽制中國南下南海和遏制中國東進太平洋，至今還是美國沒有放棄的戰略。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它也有其不便說明的，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在冷戰期間防止蘇聯或日本再次南下南海的戰略目標。
但是，與日本的地緣政治需求不同，臺灣並不處在美國核心利益的線路上。只要不影響美國核心利益，美國就不會為臺灣動用全部力量。太平洋戰爭後期美國反攻日本的時候，就沒有選擇離日本更近的阿拉斯加而是從中太平洋發起攻擊，因為在這一帶有美國必須死保的海上運輸線。
可以斷定，未來阻撓中國台海統一進程的主要力量來自美國。但與日本相比，由於臺灣不在美國核心利益線上，非核心利益就不會動用無限手段，因此，美國未來用於支持臺灣分離勢力的資源絕不會大過朝鮮戰爭，更不會大過越南戰爭；這是由於美國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臺灣，這與美國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朝鮮一樣。
美國脫手臺灣只是遲早問題
臺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無限手段—且不說臺灣就近於中國大陸，中國有的是時間以逸待勞，而美國為臺灣則要勞師遠征。對美國而言，臺灣只是用於北禦日本和俄羅斯、西阻中國的“虛子”。既然是“虛子”，美國就不會全力以赴。
有人會說，美國是海權大國，這話沒錯。但矛盾是可以轉化的。我們戰略研究的中心任務不是製造矛盾，而是轉化矛盾，將矛盾轉化為有利於自己。我們知道，絕對的制海權是以絕對制陸權為依託的。近代史上英國海權實踐的成功經驗表明，絕對制海權的實現永遠需要絕對制陸權的配合，正如19世紀的英國在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正是依託其在印度大陸的絕對制陸權而實現的道理一樣，用於支持海上作戰的島嶼資源的總量決定海上戰鬥力持續時間的長短。而中國大陸對其近海的作戰力量的資源供給線最短，其資源供給量近乎無限。與美國相比，中國在其近海的制海權具有美國無法比擬的天然且不可抗的優勢。美國無疑是世界海上強國，但具體到中國東部近海海域，美國的海上優勢就會在此大打折扣。
事實證明，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的“對台政策”使其背上至今不能卸下的沉重包袱，更令美國沒有料到的是，美國在與蘇聯和中國對抗並消耗自身國力的同時，歐洲卻攜歐元快速走向統一。可以斷定，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在今後逐漸脫手臺灣只是個遲早的問題。
如上所述，臺灣雖不在美國核心利益線上，但卻處於日本南下南海和中國東進太平洋的兩條核心線路的交叉帶上。除了主權因素外，臺灣不僅是中國打開中國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關鍵環節，它更是中國進入太平洋深海海區最便捷的門戶。目前，中國制海權最大的制約因素是缺乏對深海的制海能力。而沒有深海，中國最具威懾力的海上戰略力量就無法充分施展。
從近現代中國分裂的導火索多來自海上入侵，以及2011年利比亞因失去地中海制海權而陷入內戰的經驗看，實現從遼東半島經臺灣島至海南島的無縫連結，是中國新世紀順利成長為有影響力的世界大國必須完成的國防任務。（轉載 : 作者張文木）
